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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与IFRS基金会更近距离交流

2012-06-14来源: 财政部会计司

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推广,国际会计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庭。5月11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主席米歇尔·普拉达专程来华访问,与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部分委员及财务报告利益相关者座谈,听取中国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的意见。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出席座谈会并致辞。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刘光忠主持了座谈会。现将有关情况摘编如下:

中国兑现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承诺

财政部部长助理 余蔚平

首先,向专程来华访问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主席普拉达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向一同到访的基金会对外联络总监比亚特先生表示诚挚的欢迎!今天,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和有关利益相关者也在百忙之中拨冗参加座谈,充分体现了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财政部,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位新老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是我们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中国一贯支持基金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与基金会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国政府始终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作为促进中外经贸交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举措来抓。中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兑现了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承诺,并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

在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趋同进程中,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各位委员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是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咨询机构,旨在为制定和完善中国的会计准则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共有委员30人,分别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会计职业团体、中介机构、企业界和会计理论界等,具有广泛代表性。自1998年10月成立以来,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和国际趋同提供支持,为会计准则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大量具有建设性的咨询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会计准则建设进程中,我们遵循了严格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和建议,许多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参与到准则制定过程中,今天在座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人寿、银河证券等单位都为中国会计准则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们和利益相关者一直都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建设工作,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十分关注,尤其是关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进展和动向,希望有个平台与基金会进行更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下面,请各位委员和利益相关者代表畅所欲言,与基金会普拉达主席和比亚特先生就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更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需求

米歇尔·普拉达:这是我第一次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主席身份访华。基金会的工作目标是建立高质量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为大型跨国公司所用,以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自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转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之后,国际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巨大进步,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内看到基金会最终目标的实现。

当今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采纳或允许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二十国集团(G20)中三分之二的国家采纳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五百强企业中超过半数企业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显而易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成为全球的会计准则。基金会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将是基金会受托人在将来全力付诸实施的目标;与此同时,基金会认识到各国不可能简单地决定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我们期待美国能够就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最终决定,同时我们也热切期望中国能够做出表率。最近几年来,中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方面实现了长足的进步,基金会各个层面都有中国代表,并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工作。我们知道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极其接近”,现存差异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翻译造成的,而不是实质性差异。

质量会计准则”目标的重大进步。由于中国的不断开放和持续国际化进程,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因此,基金会愿意与中方紧密合作,促进世界对中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实施的了解,以最终达到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目标。然而对于期间涉及的大量技术问题,基金会并不负责,基金会仅在政策方面负有责任。

基金会完全了解近几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巨大发展,也充分意识到基金会应当调整工作议程以更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需求,这也是基金会设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并将其联络办公室设在中国的原因之一。基金会认识到应当在准则制定过程初期加强与中国合作。

IASB很关注中国的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王国樑:我们赞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推行的每三年一次向公众就IASB的议程及事项的优先顺序征求意见,建议在未来IFRS的制定过程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充分听取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意见,涵盖各种经济体的需求。另外,公允价值计量、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掘业准则、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等技术问题也非常重要。

米歇尔·普拉达:对于这些情况,理事会予以解决,例如关联方披露问题,对于其他问题如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问题,理事会需要进行更多工作。至于公允价值计量等具体问题,理事会已经在议程咨询与战略审议过程中重点关注。

第一,关于公允价值准则问题。公允价值项目工作组已经注意到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这些问题并在金融危机后专门成立咨询工作组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金融危机,公允价值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有关金融工具的问题,但其他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交流。总的原则是交易性项目应以公允价值计量,持有至到期的项目应以摊余成本计量。理事会意识到这中间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这也是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趋同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关于采掘业与农业会计,经过议程咨询和战略审议,理事会已经意识到这些新兴经济体关注的问题,这两个项目将在理事会新的工作议程之上。

第三,关于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理事会正在考虑如何在准则制定过程中纳入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以响应许多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第四,随着中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根据中国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与根据国际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差异逐渐消除,这一事实让人深受鼓舞,也让我们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全面采纳充满了信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对外联络总监马克·比亚特:目前,理事会将议程征询过程中中国的意见放在很高的位置,工作议程的最终确定将平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现有使用者对大规模准则修订后“冷静期”的需求以及新兴经济体与新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各方的需求。

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在工作过程中引入研究阶段,与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进行合作。

今年下半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就其议程咨询工作收到的反馈意见发布一份意见汇总说明。

IFRS的制定应当保持其中立性

中国银行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肖伟:在国际准则制定过程中,希望基金会与理事会更多地听取新兴经济体国家及其企业的意见。

第一,会计目前的改革方向可能已触及会计根本原则,如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要求仅在权责发生时入账,且当期的收入与当期费用配比,但目前改革打破了这项基本原则。例如金融资产减值模型的改革,从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损失模型,这意味着企业当期收益与未来成本相匹配,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与现有配比原则冲突。

第二,目前国际准则的中立性受到影响。会计准则应权衡不同的利益诉求,但近年来的会计改革影响会计准则的中立性。例如逆周期操作改革方向对于投资者越来越不利,而更多偏向了政府规定。对于银行而言,计提准备金的拨备应该与资产质量挂钩,但监管部门在中国提出了“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的要求,与资产质量无关;并提出拨备“蓄水池”理念,即在经营状况良好时多提拨备,在经营状况不佳时反吐拨备金以平滑利润;可操纵的利润使得中小投资者在无法享受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企业增资的负担。会计准则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起到平衡的作用。

第三,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目前的公允价值准则可能过多地反映了某些投资专家的意见,这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市场信息不一定全面,二是会计信息越来越跟虚拟经济挂钩,越来越脱离了实体经济,三是采取公允价值将使管理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上。

米歇尔·普拉达:这些问题一直受到各主要国际组织的关注,基于在银行业与证券监管部门曾经的工作经历,我认为,第一,目前拨备体制的改进并不是偏离权责发生制的道路。2009年和2010年作为金融危机咨询小组的成员,我曾切身参与拨备体制的改革。当时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机构(即巴塞尔委员会)希望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能够要求银行业进行动态拨备,即银行应当建立逆周期效应的财务缓冲,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没有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是监管部门的职责而非会计准则应解决的问题。但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意识到已发生损失模型效率不足,因为该模型无法充分反映可以预计到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周,大家还认为整个银行体系十分稳健。金融危机中产生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一天产生的,因此预期损失模型并不是逆周期调节工具,而是尽早识别风险的方法。这是在单个银行层面上的微观做法,不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预期损失模型并不是为了操纵利润而设计,而是为了更好地识别风险,进而更好地对贷款进行定价。当然,预期损失的定义及其实施是个复杂问题,所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应当进一步明确。预期损失模型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趋同项目之一,预计在明年初完成。

第二,关于公允价值准则的相关问题。理事会目前的立场是相对平衡的,工作的难点在于全球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下具体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细节问题。目前趋同项目工作的两大重点在于资产分类与利得损失计入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

第三,基金会与理事会对中立性的立场都十分明确,即为了市场和投资者,对企业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公允的描述。基金会意识到其他组织如审慎监管机构和税务部门有其他的需求。但市场参与者没有法律权利要求企业提供信息,这就需要财务报表编制者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企业尽可能清晰公允的财务状况,这对于国际财务报告体系至关重要。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监管部门意图通过会计准则来解决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基金会和理事会已经顶住了这个压力,与监管部门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但解决问题主要还是监管部门自身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市场监管部门,为什么理事会需要实现在独立服务市场参与者和与其他利益诉求部门进行合作之间的平衡。现在基金会与理事会已与巴塞尔委员会实现了良好互动,也正与其他机构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如国际估值委员会等。无论如何,基金会与理事会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市场参与者。

IFRS的全球实施需要微妙的平衡

中海油服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飞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也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要使用者。

首先,基金会发布的战略审议明确了基金会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但基金会仍需建立实现十年规划的工作机制,这项工作可能更为重要。特别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际趋同问题,要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的实施成为更重要的问题,如在趋同过程中更多地邀请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参与,例如建立专门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定团队。作为一个财报编制者,在参加解释委员会会议的过程中,我发现短期内全面实施会计准则有很多困难。理事会发布一项新准则,可能只有一年或更短的过渡期,这对于很多财报编制者而言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希望理事会在今后的准则制定工作中更多地与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协调。

其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下不同委员会的规模问题。如果委员会的规模过大,效率可能受到影响,而如果规模过小,代表性不强。

再次,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不一,面对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问题也不一样,因此解释委员会常常因为工作议程和工作项目的选择受到不同国家的质疑和批评,但从长期来看,各国实施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有利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米歇尔·普拉达:我们确实对中国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程度与水平感到惊讶,并深受鼓舞。

鉴于中国采纳国际准则的水平,我们希望能与中国在未来进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合作。

有一个英国剧作家的一部作品叫《微妙的平衡》,现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全球实施问题就是“微妙的平衡”。我们需要面对不同国家多样的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现实;我们也需要面对多样化的企业界现实。

关于与其他部门的合作问题,在进行战略审议时,基金会认识到与国家准则制定机构、证券监管机构以及审计部门建立进一步合作机制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利用这次北京之行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进行交流的原因。

涉及到具体的合作问题,确实需要平衡效率和代表性的问题。一个委员会如果有200个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列席,可能太没效率。所以我们需要选择有能力、实施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确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参与进来。这将是基金会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相信中国无疑会成为这项工作的重要参与方。

关于解释委员会,基金会已经着手就完善解释委员会的工作机制进行调研,这包括解释委员会应与外界保持更好的沟通。基金会下一步也会理顺解释委员会与理事会的工作关系。受托人都认为,准则的解释、实施与执行,以及会计准则实施结果的信息对于未来工作至关重要,也是战略审议的核心问题。

适当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代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胡少先: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程序有六个步骤(立项、计划、讨论稿、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准则、实施后程序),建议丰富第六个步骤的工作内容,以便增加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互动。同时,增强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另外,即使实地测试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仍建议对于重要准则在正式发布前进行实地测试。

关于具体的准则技术问题,第一,是子公司应该采用成本法核算还是权益法,特别是当集团公司变为管理公司时,如果采用成本法就会导致母公司无利可分的情况,不符合实务情况。

第二,建议重新考虑商誉采用期末减值测试还是当期摊销的办法。

第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应当转回。

第四,公允价值计量的改革可能从理论上是完美的,但这不一定在实务中能充分实现。

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沈如军:我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想成为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应当考虑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情况,中国全面参与相关工作,有助于向理事会反映中国企业的特殊情况。但我们发现在相关组织中,中国的参与和中国的重要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比如受托人中,中国仅有一席,监督委员会中,中国并无代表,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也仅有一席,解释委员会中仅有一席,总体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偏少,建议在上述组织中适当增加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代表。

关于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的分离,在会计准则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会计准则是否要承担监管规则的职能以稳定金融市场,如果会计准则过分满足监管规则的要求,虽然满足了审慎和稳定的要求,但意味着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透明度。因此建议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协调好二者关系,确保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和透明度。

而且,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应当是准则制定的基本法则,但有些概念基础已经无法解决实务问题,比如预期损失模型对权责发生制的冲击,又如预期损失模型要求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并在初始确认时对损失进行扣除,这与公允价值初始确认的一般性原则相违背。

另外,现在的商誉减值测试任意性与主观性较强,执行难度大,得出的结果未必准确,建议对该政策进行重新考虑,以降低企业商誉减值测试的实施成本。

还有,按照金融资产减值模型的“三组别法”,金融资产预计信用损失的确认区间和确认方法与资产划分的组别相关,但三组别如何划分没有指南,鉴于银行的五级分类模型广泛应用,建议理事会发布指南,说明如何将贷款五级分类与三组别衔接起来。